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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干校里的人情冷暖

作者:空玢闺    发布时间:2019-05-29 09:13:00    

提起“五七干校”这个词,如今年龄在40岁以下的中国人恐怕多半不知所以但这个词,在如今60岁以上的很多人的记忆里,却实在是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回忆起来既苦涩,有时竟也有些许甜蜜其实,很多名家,当年都曾有过在“五七干校”生活的经历有些著名学者、作家,如前不久刚去世的杨绛,连同已故的夫君钱锺书,还有如张中行、萧乾等,都是当年“五七干校”的学员而另一些名人,比如王小波这样的才俊,当年则是学员的“随迁子女”,也就是跟随家长一起生活在这类“学校”里的未成年子女可惜的是,有过这段生活经历的人虽不少,但坊间却鲜有详细回忆这段生活经历的出版物——毕竟,对书报检查机构而言,这是一段尚未“脱敏”的历史 是故,徐方的《干校札记》一书的出版(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2月版),便很让关心这段历史的内地读者惊喜 作者徐方,生于1954年1969年随母亲张纯音下放到河南息县干校,张纯音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作者在恢复高考后顺利考上了西北地区唯一的重点大学——兰州大学外文系1994年,徐方移居日本,在一所大学任讲师直至退休 作为随迁子女,作者有幸在文革期间同中国当时最顶尖一群经济学家朝夕相处,耳闻目染,培养起了对学问的兴趣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下辖的经济研究所里,既有已成名的经济学家骆耕漠、巫宝三(他的夫人是莎士比亚专家孙家琇教授,长子巫鸿如今是著名的艺术史家、哈佛大学教授),也有彼时尚属年轻辈的董礽辅、赵人伟、张曙光、吴敬琏等未来名家而对于作者来说,比之于学问上的影响,她得自于干校的精神上的力量,才是更为重要的,而这种影响,作者自承,主要来自于被后世誉为“中国市场经济第一人”、“中国极权时代唯一思想家”的顾准顾准这位彼时人们眼中的“异类”,甚至在他自己家里也早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但张纯音、徐方这对母女却不这么看,他们被他的学识和风骨吸引,不惧政治风险地帮助他,也从他那里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在这部算不上很厚的回忆文章合集里,有关顾准一人的叙述篇幅竟达六成以上,足见作者在干校和之后的岁月里,自顾准处受益之多,对其情感之深、之切 与人们一般的理解不同,“五七干校”并不是特指某一所学校,而是指文革时期,一种以对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实行思想改造为目的,而在全国各地设立的专门机构这类机构最主要的职责,与其说是“教育”,不如说是“劳动改造”而它们的出现,还是肇始于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发出的一项指示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这封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个“指示”还要求学校缩短学制,教育要革命,不能让“资产阶级统治学校” 于是,大批身在北京的中央机关的知识分子和行政干部,便被迫在匆忙中告别了家人和朋友,跋涉万里,来到了农村,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名,开始了长达七八年的劳动改造,直到有一天,又一纸由最高层发出的命令,将这类“学校”解散,人们再次踏上归程此时,很多夫妻双方都去了“五七干校”的知识分子家庭却意外地发现,在自己走后不久,原来居住的房子即被某个“公家单位”据为己有,回到京城的自己,早已被扫地出门,无家可归了 荒唐岁月里的“奇事” 这部回忆录的主体,其实是数篇回忆干校生活的长文,各篇文章的侧重点不同首篇写的是干校生活的来龙去脉,颇多细节例如关于干校大片用地的来源,作者说,其实就是因为在大饥荒年代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中,人口大量死亡,有些甚至整村人都死绝了,造成了地广人稀的局面,所以当时大约有十余家中央部委机关的干校都选择落户信阳地区,而她的这一说法,也被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该书序言中的回忆文字所佐证吴在文中透露,当地的干部并不特别避讳这一点,在初次给干校学员作报告介绍当地情况时,也隐晦地提到了大饥荒造成大片荒地的状况 还有当时决策者人力资源的极度浪费,以及行事的荒唐可笑,也到了如今看来不可思议的地步比如造房子,作者所在的干校自成立以来,就反复造,反复拆,从草棚,到土坯房,建造过程中,每个人都被迫放弃了本就极其有限的休息时间,日以继夜地赶工,固然也是源于居住的需要,而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监管者,如工宣队等组织的不断逼迫为了让甚少体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多块好省”地自建房子,当时还组织了诸如“脱坯大会战”等令所有人筋疲力尽的小规模政治运动,而最后,只因上面一声令下,干校迁址,人们所有的努力就都付之东流了 除此以外,书里还历数了作者所知的干校学员之间的告密行为可以说,这是比体力上的折磨更让一些人难过的关文革之前,虽然各单位内部也早已存在大量的告密行为,但毕竟,当时人们尚存独立的生活空间,八小时之外的生活,还是相对自由的而干校则不然,在这里,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全天候地、彻底地袒露在同事面前,不仅毫无隐私可言,而且还时刻需要作“自我审查”,生怕做错了事,说错了话被人汇报而遭灭顶之灾当时发生过这样一起告密事件:某人从带了收音机去干校,有同事向他借用,他痛快地答应了,没想到借用者后来举报他“偷听苏修电台”,结果在全连召开批斗会(当时干校所有单位都实行了军事化编制,经济所算作一个连级单位),狠狠批判了带去收音机的那位研究员 那么,如今被看作时代先知的顾准,当时是如何看待这些揭发和告密的呢作者回忆说:“干校期间他尽管是斗争对象,却颇有几分傲骨,从不卑躬屈膝有一次开完批斗会,他对我说:‘别看我前面头都快低到地上了,其实后面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开别人的斗争会时,他总是拿个马扎,远远地坐在最后一次,另一个右派虽然自己多年来也是批斗对象,批斗别人时却坐在第一排,非常起劲地高声喊:‘低头!低头!你要老实交代!’伯伯对此颇不以为然,事后说:‘我看这样做大可不必’”今天看来,这样的私下表态似乎有些轻描淡写,但在当时堪称恐怖的氛围下,一个“老牌反革命”坚持沉默,已是颇为不易而顾准之所以能坚持不作恶的行为底线,除了他个人的修为使然之外,亦未尝不是因为,他自己早在文革之前就已饱受遭人告密之苦,所以不愿再助纣为虐 书里还提到,顾准干校时期的日记极为简单,而又充满了颇多当时看来“政治正确”的话语,有人读后断言,有“两个顾准”,即一个说真话的顾准,和一个文革期间与众人无异的假话、套话连篇的顾准,言下之意,对这两个顾准,应该区别对待而作者认为,顾准此时身处集体生活中,作为阶级异己分子,他很明白自己的一言一行皆在监控中,日记铁定会被偷看,这绝不是什么夸张,因此必须在日记中适当掩饰自己的真实观点,这实在是告密文化下的无奈之举,由此可见此时告密成风,防不甚防,而所谓“干校”之名不副实和荒唐残酷,也便在作者对一桩桩、一件件往事的详尽叙述中,如此这般尽显无遗了 当然,生活在干校里的人们,有时也很会苦中作乐,改善一下生活比如,干校后期,食堂伙食略有改善,开始出售酱牛肉,两毛钱一盘,大家都觉得特别解馋因身材高大而被戏称为“狗熊”的研究人员陈瑞铭最喜欢吃肉,每顿饭必买酱牛肉吃,吃完又后悔,觉得太费钱,对不起老婆…… 顾准:影响一生的人 如今,不少读者都知道顾准与子女失和当顾准因为对毛时代的政策持反对立场时,他那些在红色年代受教育的子女,都不理解父亲的思想和作为,按照当时流行的看法,他们把他当作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来对待,长期不跟顾准说话,文革开始后,就与顾准正式断绝关系了顾准的妻子,则因为无法忍受反革命家属的耻辱,先是与顾准离婚,文革开始后不久,又迫于精神压力选择了自尽家破人亡的顾准,直到1974年生命的最后一刻,还盼着跟他的孩子们和好但即使他在病重期间数次托人带信,希望孩子们来看他,孩子们却始终不肯见父亲,理由是,“要跟着党和毛主席走,绝不能跟着顾准走”、来看父亲“不合适”如此人伦悲剧,用顾准自己的话来说,“是整个时代使然” 而我通读完此书,产生的一个印象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痛失家庭而爱子心切的顾准,的确是把同事张纯音的女儿徐方(乳名“咪咪”)当作了自己的孩子来指点和爱护的,他经常跟徐方聊学问,聊志向,告诉她“志当存高远”、“求乎其上,取乎其中”的道理作者自承,当年正是因为受到顾准的启发,作者找到了读书的门径,才为她今后事业的发展确立了方向,所以她说,顾准是对自己人生格局影响最大的人而徐方眼中的顾准,是一位极有学问的长者,不仅头脑清晰,学问了得,对自己所提的问题,有问必答,更有能力为自己的人生答疑解惑因此,她对顾准的信任,也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顾准有一次对徐的母亲张纯音戏称,徐方简直把他当作了自己的“忏悔神父” 而顾准对徐方的看重,最初则是源于张纯音对自己这位“阶级敌人”的关照从干校时期开始,他们就发展着顾准后来所说的“很纯的友谊”这份友谊,让顾准这位“孤家寡人”感受到了残存的人间温情,也令他在“文革”后期有机会向人吐露自己的思想,在为写稿而整理思绪的同时,也极大缓解了他因乏人理解而生的苦闷与孤独 这份特殊年代里相濡以沫的真实情谊,乃是顾准晚年生活中难得的一丝光亮,它不仅让亲历者得到了情感慰藉,也令读者后生体味到了灰色岁月里那终究存在于勇者灵魂深处的那份人性的光芒——正是它让张纯音母女不惧政治风险,助顾准于危难困苦中;也正是它,让顾准有力量独自挖掘思想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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